彭新民烈士（资料图片）

彭新民，原名彭代发、彭代杰，又名彭浚，字哲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生于大定府城。祖父彭汝贵从四川泸州蓝田坝来贵州大定帮人管理客栈，同时兼做一点小本生意。延至父亲彭海云（又名彭世俊）时，独立开了一家旅店，取名“荣胜楼”（今大方县新华书店处），从而全家人衣食无忧。母亲系大定城中街小水井王家的闺女，高高的个子，慈眉善目、美丽大方、待人和善，在街坊邻居中人缘很好，对子女教育也很有方法。彭新民的长相酷似母亲，自小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喜欢饲养鸽子。少年时期启蒙于贡院（今大方二小处），该院青年教师刘鲁凡、陈伯忠等人思想活跃，经常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年幼的彭新民从小就受到影响，学业也一直名列前茅，在清末民初的大定城有“神童”之称。小学毕业后，彭新民于1918年考入大定师范讲习所继续读书。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6月1日，贵阳各界人士在梦草公园光复楼召开贵州民国大会，大会上挂着山东青岛的地图，还有卖国贼段祺瑞、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画像，这激起了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3000余名学生走上中山路、广州街（今中华路）游行、演说，沿途市民纷纷加入，将游行示威队伍扩大到1万余人后绕城游行，齐唱《爱国歌》。7月16日，学联贵州分会成立，再聚梦草公园声援五四运动，贵阳光懿女子小学教师杨静如断指书“誓雪国耻”，黄齐生、严寅亮等到会激励。在此期间，彭新民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与大定城里的一些有识青年，共同开展过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彭新民悉心学习书法、绘画，特别擅长爪痕画。他使用过的“梦砚”，至今还保存在其孙子彭华贵的家里。

1920年12月，彭新民于大定师范讲习所毕业，任教于甘棠国民小学。是年，彭新民遵父母之命与大定城里的孟姓姑娘完婚，先后生育了两个女儿。几年后，孟氏因病去世。1921年，彭新民担任甘棠国民小学校长，因治学严谨，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于上海，召邹鲁为总统特派员，负责策划讨陈。邹鲁派代表到云南联系滇军，回程时经大定绕道毕节去贵阳。大定到甘棠30公里，刚好是一个站，亦是国民党区公所所在地。当邹鲁派出的代表坐着滑竿到甘棠时，已经是黄昏了。由于无适合的住所，就到彭新民的住处借宿。他到学校一看，周围绿树成荫、清洁雅静，墙上挂着不少山水竹画，感觉非常满意，就住了下来。在闲谈中，彭新民对其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对答如流，并且很有见地，因而得到赞赏：“如此僻野山乡，竟有如此年少奇才，可敬可敬。”言谈中，他向彭新民灌输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主张。此后，黔西县县长路过甘棠，看到彭新民聪颖过人、仪表堂堂，就让他辞去甘棠国民小学校长一职，到黔西做事。不久，彭新民升任民政科科长。一年后，由于黔西县县长卸任，彭新民回到大定，到黔军第三旅旅长易筱南部张显尧属下当编修官。1925年周西成执掌黔政后，张显尧升任旅长，彭新民亦随军去了贵阳。两年后，彭新民任该旅军需处主任。在贵阳期间，他与贵阳女师学生陈淑媛相恋并喜结连理。

1930年，经贵州省财政厅厅长马空凡举荐，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委任彭新民为独山县征收局局长。在独山县任职期间，他更名为彭浚，结识了胡道庸、张家芬、桂车书、胡晋贤、罗满妹、高敬鸾、邓津良等进步教师和都绍忠、周炳昌、邓善渠、王瑶章、孟育衡等进步人士与社会贤达，很多人都和他有过丹青往来。在赠送胡道庸老师的爪痕画《竹》中，彭新民题写了郑板桥的诗句“唯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他因参与进步青年舒明瑛（去延安后更名林楠）、金壁华（去延安后更名蓝邨，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社编辑）、陈怀德等人组织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并支持独山女子学校举办第一次文艺晚会，鼓励女师学生上台演话剧、跳舞和歌唱，倡导女子走出家门、闺门和灶门，参加社会活动，实现自己的解放，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国民党当局派特务进行监视。1931年，彭新民被迫弃职离开独山，到长沙、南京、上海等地游学。在上海期间，他通过定居上海的大定人简书等的介绍，认识了邹鲁；还在上海结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上海市市长张群的机要秘书、在浙江嵊州参与辛亥革命的元老尹赞汤，之后两人成为了挚友，常留墨宝、互赠丹青。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尹赞汤得悉彭新民有着远大的抱负，亦有忧国忧民之心，遂将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中的一段“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书以赠之（原件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足以说明尹赞汤非常欣赏彭新民，也很看重彭新民。彭新民从上海、南京等地游学返乡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彭新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彭新民受到极大震动。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组建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并于同年9月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彭新民得知后，怒斥其“晚节不全，甘为日奴，殊为可叹”，并作诗批判道：“一代名流抗钟张，秀逸浑欲秀苏王。故托老臣家奴怨，千载何似两帮昌。”

20世纪30年代初期，彭新民在大定已经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文人，他的书画，特别是爪痕画已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认为抵御外侮，还是要强兵。因此，他再次投笔从戎，到何知重部队担任军需处处长。当时，何知重担任黔军第一师师长兼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驻守湖南洪江一带。洪江是湘西重镇，又是黔滇烟土（鸦片）运湘的总入口。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王家烈与湖南省主席何键一起到南京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王家烈当上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期间，彭新民出任都匀县县长。

王家烈主政贵州后，蒋介石怀疑湖南省政府主席兼讨逆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与广西桂系军阀有勾结，严格控制其部队供给，以致湖南军政开支十分困难，急需贵州“特货”（鸦片）经湖南运销抽收的“特税”维持。1933年年初，何键为表示“湘黔友好”，以馈赠形式，派参议官鼎良带3架美制福特飞机冒险飞来贵阳，不料因为航线不熟，3架飞机有2架在独山上空耗尽燃油，没办法只好迫降在独山黔桂公路上。另外1架勉强飞到都匀上空时，看到城外有公路，误以为已经到贵阳了，便降落在姬家坝的稻田里。王家烈严令彭新民，必须在10天之内在都匀修建好简易机场，让飞机飞往贵阳。彭新民利用当地百姓都想看看飞机长什么样的想法，号召都匀民众自带口粮，每人尽两天义务参与机场修建，就可以参观飞机。结果只用了8天时间就将简易机场修好，实现了长沙与贵阳通航。在都匀期间，他廉洁奉公、维护百姓利益，曾惩办过一个被称为“杨半街”的恶霸，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还为他立了“德政碑”，但却因此得罪了杨家在国民党政府中任高官的亲戚，被削去了县长之职，这使彭新民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卸职后，他又回到何知重部队任职。当时，何知重部队中有地下党组织在官兵中传播反对内战、坚决抗日的思想，彭新民因此受到影响。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王家烈部开往黔北阻击红军，彭新民目睹了红军的所作所为，了解了共产党、红军的抗日主张，也看到了蒋介石对日投降、对内反共的真面目。1935年4月，蒋介石借红军入黔之机，搞垮了王家烈，彭新民看透了国民党尔虞我诈的内幕，遂离开何知重部队返乡。

彭新民回到大定后，坚持与国民党官僚政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彭新民与城内社会贤达在曾学山家聚会时，曾就当前时局与豪绅陈某某进行辩论，双方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争论得十分激烈，谁也不服谁。后来，这次辩论的内容被刊发在当时大定的一本油印刊物上，人们也将此次争论称为“彭陈舌战”。因此，城里的一些官僚政客十分恨他，不愿与之往来。但是，他却与铁匠顾炳清、木匠王南轩等干人群众成为朋友，很得百姓的信任。闲暇时，他或读书、或写书法、或绘画，写下了很多进步诗歌与楹联，抒发心中的郁闷与激情。他还将孙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中“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录为单条，送与表弟汪福初珍藏。

1936年2月初，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二、红六军团向黔西北挺进。2月5日，红五师攻克大定县属西溪河。红军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国民党大定县县长马仁生带着他的保安队从西门逃出县城，土豪劣绅也惊恐万状，纷纷逃往乡下。闲居在家的彭新民此时却非常高兴，积极在东西南北四门活动，动员干人群众准备迎接红军。有一些不了解红军政策的工商业户和干人准备到乡下去躲避红军，彭新民向他们宣传红军政策，劝阻了他们，并让他们在门口摆上热茶和开水迎接红军。同时，彭新民还约毛世英、曾幼斋等知识分子来到家里，用红纸裁成100多面三角小旗，写上“欢迎红军入城”“红军万岁”等标语。天还没亮，彭新民就将写满标语的三角小旗分发给群众，让顾炳清、王南轩、喻金廷等人带着100多人到南门城外等候红军。6日上午10时左右，红军排成四路纵队，整整齐齐、威武雄壮，在群众欢迎队伍的簇拥下，开进了县城。笔者在成都采访原红五师十五团团长李文清时，他感动地说：“2月5日，红五师奉令继续西进，当天，我们进入大定境。第二天一早向大定城进军，到达大定城外时，有100多名群众打着旗子欢迎我们，旗子上写着‘欢迎红军入城’‘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标语。一进城就看到街上贴着很多标语，内容也是欢迎红军的。”

1936年2月8日，红军在文庙内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群众一致推选彭新民为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成员有顾炳清（铁匠）、王南轩（木匠）、喻金廷（贫民）、赵远华（补锅匠）、杨叔文（中医）、毛世英（知识分子）、曾幼斋（士绅）、傅春亭（工商业者）、王玉清（贫民）、贺云（贫民）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军团政委、中共川滇黔省委书记任弼时等红军领导在大会上讲话，宣传了共产党、红军的革命主张和各项政策，彭新民也在大会上代表大定民众表示坚决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国民党县政府大堂后面的木房子里。

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成立后，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行使临时县人民政府的职权。彭新民亲自起草并书写《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告示》在城乡张贴，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拥护红军、支持红军，做抗日反蒋工作，做红军后援。组织工作队配合红军武工队下乡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调查县城周围的土豪状况，为红军提供情报；城里的东南西北四门和许多乡村成立了游击队，有队员近千名。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浮财革命运动，据调查统计，当时全县共有9个大区，开展打土豪的有8个区，没收粮食5000余担（约150万公斤）、银洋50余万元。发动工商业户恢复经营，活跃市场。动员全城裁缝和部分妇女在黄土坡、西门、南门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服装，彭新民家开的店里的布匹，大部分都给了红军被服厂制作被服。同时还协助红五师政治部开展扩红工作，动员广大贫苦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在10多天的时间里，大定就有2000多人参加红军，红五师也因此在大定城新组建了十四团，刘祖昆任团长、肖美臣任政委。

红五师西溪战斗遗址（资料图片）

1936年2月16日，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带着警卫连连长刘秋香（后改名刘林，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等10多人来到大定，当时红二军团政治部驻点设在地主杨慰苍家住宅（今大方工商银行处）内，彭新民家就在军团政治部驻点对面，他从家中抬来几箩筐梨子招待贺龙一行。贺龙说：“人人都说你们这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我看这里是个好地方，产苞谷、大米，还有这样好的水果。要好好的建设和保卫这个地方，要使工农翻身，永远当家作主。”1984年10月12日，笔者曾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新村采访过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林，他告诉我：“长征途中，我只到过大定一次，但没有在那里住。那是我们红二军团到达百纳场、草坪一带后，贺龙军团长说要到大定去看一看，我们警卫连就跟他一起去了。我们是骑马去的。当时，驻扎在大定的是红五师，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他们也在那里。我们到大定后，才知道任弼时他们已经到毕节去了，只见到贺炳炎、谭友林、刘祖昆。贺龙军团长和他们谈话。谈完话后，在那里吃了一顿饭，我记得饭菜很丰盛，味道也很好，其中有你们那里出名的宣威火腿，还有豆腐。吃完饭后，贺龙军团长又带着我们返回百纳场。”

正当红军在大定城内及各区乡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时，一直龟缩在黔西三重堰的国民党追剿军万耀煌纵队十三师趁红二、红六军团辗转寻找战机的间隙，突然袭占了黔西县城，接应被红十八师阻隔在鸭池河东岸的敌九十九师渡河，红军也因此被迫撤离黔西。尝到甜头的万耀煌率部一路尾追红十八师进入大定境内。形势陡然紧张，总指挥部和中共川滇黔省委决定放弃大定县城。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及红五师陆续迁往毕节。彭新民因要抓紧时间结束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加上妻子陈淑媛及孩子需要作妥善安排，没有来得及和红军一起撤走。红军撤走之后，当地劣绅偷偷撕走了红军贴在彭新民家门上的告示，告示上写着：“彭新民同志在抗日反蒋之下坚决意志，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红军应予完全保护，对其财产不得任意没收，特发此证。”

2月18日下午，敌人占领了大定县城，劣绅们便将这张告示交给了万耀煌。在大定劣绅的配合下，敌人在太平桥一户人家将彭新民抓捕，并将其关押于西门地主吴西彬家房子里。万耀煌派十三师政训处处长黄天玄和国民党大定县县长马仁生、大定县党部书记黄惠民等组成特别法庭对彭新民进行审讯。在法庭上，彭新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人民、欺压人民、鱼肉人民的罪行。黄天玄、马仁生等人无言以对，只得草草收场，把彭新民送进监狱。

位于大方县响水小学围墙外的彭新民牺牲地

（资料图片）

审讯之后，大定当地土豪劣绅生怕万耀煌不杀彭新民，便凑了一笔银元贿赂黄天玄。2月26日，红十七师完成了在将军山的阻敌任务后，撤到毕节。27日，红军离开毕节向乌蒙山区进军。黄天玄等人在押送彭新民去毕节的途中，于响水大井将其杀害。

彭新民牺牲后，马仁生抄了他的家，家中所有财物均被掳走，他的亲属也遭到国民党政府及土豪劣绅的残酷清算。当响水大井的民众自发地将彭新民的遗体送回大定县城时，彭新民3岁的女儿看到父亲血淋淋地躺在地上，顿时昏死过去，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本来年事已高，且病魔缠身，家人不忍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她，但她还是从邻居的口中知道了儿子已经被国民党杀害的事实，悲愤过度，气绝身亡。其长兄彭绍尧因被红军委任为游击大队大队长而被抓进监狱，二哥彭绍荣见大哥被捕后慌忙逃往贵阳，四弟彭玉明也被迫离开大定投身军旅。妻子陈淑媛草草安葬了丈夫后，也带着年幼的两个儿子逃往贵阳投奔娘家。孟氏所生的两个女儿，则从此下落不明。

1949年11月25日大定解放后，陈淑媛回到大定参加革命工作，被选为代表出席大定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其长子彭荣寿、次子彭荣福也都在大方县人民政府工作。1983年5月，民政部追认彭新民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书。

（此文系笔者整理亲赴独山、都匀、贵阳、毕节等地采访笔记写成。1994年11月完成初稿。2018年10月应大方县纪委监委之托进行修改后，发表于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后与杨恩惠共同署名送《毕节市政协文史资料》刊发。2022年应大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要求，送贵州省退伍军人事务厅参与征文评选。2023年3月28日《毕节文史》2023年第一期予以刊载。2024年夏天，笔者采访了彭新民烈士的孙子彭华贵，又找到1983年采访汪复初的记录。2025年1月，再次进行修改补充。2026年4月，毕节试验区杂志社社长李霓来电告知，拟将此文收录于《毕节试验区·致敬英烈专辑》，因而再次进行修改补充。）（作者系大方县委党校退休教师）

来源：毕节试验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