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爸爸在大山里修很大很大的桥。我觉得,那应该像一道彩虹吧……”
四月下旬,贵州六盘水六车河特大桥的桥面上,山风裹着水汽一阵阵扑来。
贵州安盘高速七标试验主管朱文平俯下身,向钢拱卡进一颗高强螺栓,手腕带着扳手用力,听见那一声熟悉的“咔嗒”——扭矩达标。

爸爸修的“彩虹桥”。
“这是贵州第一座钢管双连拱桥,对于精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朱文平的工作就是和这些高强螺栓打交道。这是今天查过的第几百颗,他记不清了,但他知道,这座桥上有474184颗这样的高强螺栓,每一颗都必须经过他和同事的手,确认合格。

朱文平正检查螺栓。
差不多同一时间,几百公里外的重庆丰都兴义长江大桥工地上,杨秀刚正站在桥墩上,望着脚下奔流的江水。对讲机里不断传出声音,他一边回复,一边记下重点。他是项目经理,24小时开机、24小时在岗是常态。
职责不同,但相同的是,距离他俩上一次回家,都已经两个多月了。
杨秀刚是贵州铜仁人,2007年从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学的是公路与桥梁。那一年,他背上行李进了山,在镇胜高速北盘江特大桥工地上,成为一名技术员。
从那时起,他就再没离开过桥。

杨秀刚和同事在项目工地上。
从贵州到重庆,从北盘江到乌江再到长江……一座接一座,他自己算了算,入行十八年,亲手参与修建的大桥,这是第五座。
“奉节白帝城大桥,就是‘朝辞白帝彩云间’那个白帝城。”说起上一座桥的名字时,他的语气里带着难以掩盖的自豪。
杨秀刚操心的是大桥的整体,朱文平守护的,则是这骨架上的每一个具体关节——高强螺栓检测——这是钢桁梁桥最关键的连接件,数以万吨计的钢结构,就靠一颗颗螺栓咬合在一起,对抗着风、车流、温差带来的巨大应力。

大桥上的劳动者。
“47万多颗。”朱文平习以为常,47万里的每一颗,都需要他和同事拿着标定扳手,一颗一颗地对过去。多的时候一天两三千套,少的时候也有几百套。
“每一颗螺栓都必须达到标准,桥才能稳固。”他一边说,一边不断重复着同一套动作:弯腰、对准、发力、听声、作好记号,再走向下一颗。
修桥难,但对他们来说,更难的是对家人的情感。

大桥上的劳动者。
杨秀刚结婚十四年了,有两个女儿,大的五年级,小的一年级。他缺席了她们大部分的成长——家长会、开学典礼、生病发烧的夜晚,他都不在。
“去年一整年,根本没有休假。”他说,“都是他们娘仨过来看我。”
朱文平也一样。“一个工程下来,姑娘上幼儿园了;又一个工程,她上小学了;再一个工程,小学快毕业了……”
在他们心里,错过了孩子的成长,是最大的遗憾;在家里的“缺位”,是最大的亏欠。
但是,路总得有人去修。
杨秀刚说起自己小时候,从镇上到县城,十几公里路,坐车要走一两个小时,全是盘山路。现在二级公路一通,开车只要十几分钟。
他俩还见过,桥没修通的时候,两岸的老百姓过河靠的是一条钢丝索道——人就坐在篮子里,从河的这头滑到那头。小孩子上学,也是这样。
他们从大山里出来,又回到大山里去。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对于世世代代被大山困住的人来说,一座桥、一条路意味着什么。

大桥上的劳动者。
面对妻子和孩子难免的不理解,杨秀刚有自己的小办法:“带家里人出去玩的时候,我会专门带她们走我修的路、修的桥。”汽车驶过大桥时,杨秀刚自豪地告诉女儿:“这是爸爸建的桥。”
走多了,看多了,家人慢慢就理解了。但他们心里始终知道,“没有她们的默默付出,我们根本坚持不下来。”
而不需要“算计”的是,家里人到工地上看望自己,过去有时得花两天时间,现在只要几个小时,“路近了,人心就近了。”
一辈子和工程打交道,并不善言辞的他们说:“这就是修路架桥的意义嘛。”

大桥上的劳动者。
“五一”前,他们的家人来到了工地。
“这就是爸爸修的双层桥,上面一层是高速公路,下面一层是普通公路,就像搭积木一样……”杨秀刚对着大桥的模型耐心地对着两个女儿解释,妻子在一旁微笑地看着。
朱文平抱着女儿,女儿手上拿着自己画的那座彩色的双拱桥,真的就像彩虹,连接起两岸,更把女儿和女儿心中的“修桥大英雄”紧紧连在一起。
万桥飞架,改变了无数人的出行方式,让曾经天各一方的家人离得更近。而这背后,是千千万万个杨秀刚和朱文平。
这些建桥的人选择用“远”,托举起更多人的“近”。他们的付出和家庭的理解,才是支撑起这些超级工程最坚实的“桥墩”。
来源:天眼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