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爸爸在大山里修很大很大的桥。我觉得，那应该像一道彩虹吧……”

　　四月下旬，贵州六盘水六车河特大桥的桥面上，山风裹着水汽一阵阵扑来。

　　贵州安盘高速七标试验主管朱文平俯下身，向钢拱卡进一颗高强螺栓，手腕带着扳手用力，听见那一声熟悉的“咔嗒”——扭矩达标。

爸爸修的“彩虹桥”。

　　“这是贵州第一座钢管双连拱桥，对于精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朱文平的工作就是和这些高强螺栓打交道。这是今天查过的第几百颗，他记不清了，但他知道，这座桥上有474184颗这样的高强螺栓，每一颗都必须经过他和同事的手，确认合格。

朱文平正检查螺栓。

　　差不多同一时间，几百公里外的重庆丰都兴义长江大桥工地上，杨秀刚正站在桥墩上，望着脚下奔流的江水。对讲机里不断传出声音，他一边回复，一边记下重点。他是项目经理，24小时开机、24小时在岗是常态。

　　职责不同，但相同的是，距离他俩上一次回家，都已经两个多月了。

　　杨秀刚是贵州铜仁人，2007年从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学的是公路与桥梁。那一年，他背上行李进了山，在镇胜高速北盘江特大桥工地上，成为一名技术员。

　　从那时起，他就再没离开过桥。

杨秀刚和同事在项目工地上。

　　从贵州到重庆，从北盘江到乌江再到长江……一座接一座，他自己算了算，入行十八年，亲手参与修建的大桥，这是第五座。

　　“奉节白帝城大桥，就是‘朝辞白帝彩云间’那个白帝城。”说起上一座桥的名字时，他的语气里带着难以掩盖的自豪。

　　杨秀刚操心的是大桥的整体，朱文平守护的，则是这骨架上的每一个具体关节——高强螺栓检测——这是钢桁梁桥最关键的连接件，数以万吨计的钢结构，就靠一颗颗螺栓咬合在一起，对抗着风、车流、温差带来的巨大应力。

大桥上的劳动者。

　　“47万多颗。”朱文平习以为常，47万里的每一颗，都需要他和同事拿着标定扳手，一颗一颗地对过去。多的时候一天两三千套，少的时候也有几百套。

　　“每一颗螺栓都必须达到标准，桥才能稳固。”他一边说，一边不断重复着同一套动作：弯腰、对准、发力、听声、作好记号，再走向下一颗。

　　修桥难，但对他们来说，更难的是对家人的情感。

大桥上的劳动者。

　　杨秀刚结婚十四年了，有两个女儿，大的五年级，小的一年级。他缺席了她们大部分的成长——家长会、开学典礼、生病发烧的夜晚，他都不在。

　　“去年一整年，根本没有休假。”他说，“都是他们娘仨过来看我。”

　　朱文平也一样。“一个工程下来，姑娘上幼儿园了；又一个工程，她上小学了；再一个工程，小学快毕业了……”

　　在他们心里，错过了孩子的成长，是最大的遗憾；在家里的“缺位”，是最大的亏欠。

　　但是，路总得有人去修。

　　杨秀刚说起自己小时候，从镇上到县城，十几公里路，坐车要走一两个小时，全是盘山路。现在二级公路一通，开车只要十几分钟。

　　他俩还见过，桥没修通的时候，两岸的老百姓过河靠的是一条钢丝索道——人就坐在篮子里，从河的这头滑到那头。小孩子上学，也是这样。

　　他们从大山里出来，又回到大山里去。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对于世世代代被大山困住的人来说，一座桥、一条路意味着什么。

大桥上的劳动者。

　　面对妻子和孩子难免的不理解，杨秀刚有自己的小办法：“带家里人出去玩的时候，我会专门带她们走我修的路、修的桥。”汽车驶过大桥时，杨秀刚自豪地告诉女儿：“这是爸爸建的桥。”

　　走多了，看多了，家人慢慢就理解了。但他们心里始终知道，“没有她们的默默付出，我们根本坚持不下来。”

　　而不需要“算计”的是，家里人到工地上看望自己，过去有时得花两天时间，现在只要几个小时，“路近了，人心就近了。”

　　一辈子和工程打交道，并不善言辞的他们说：“这就是修路架桥的意义嘛。”

大桥上的劳动者。

　　“五一”前，他们的家人来到了工地。

　　“这就是爸爸修的双层桥，上面一层是高速公路，下面一层是普通公路，就像搭积木一样……”杨秀刚对着大桥的模型耐心地对着两个女儿解释，妻子在一旁微笑地看着。

　　朱文平抱着女儿，女儿手上拿着自己画的那座彩色的双拱桥，真的就像彩虹，连接起两岸，更把女儿和女儿心中的“修桥大英雄”紧紧连在一起。

　　万桥飞架，改变了无数人的出行方式，让曾经天各一方的家人离得更近。而这背后，是千千万万个杨秀刚和朱文平。

　　这些建桥的人选择用“远”，托举起更多人的“近”。他们的付出和家庭的理解，才是支撑起这些超级工程最坚实的“桥墩”。

来源：天眼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