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为避免日寇劫掠、战火毁损，作为大后方的贵州，迎来了西迁的故宫文物。在无数人的努力和守护下，故宫文物在此安然栖居。在炮火硝烟中，保全文物，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平津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择选重要文物南迁。故宫人带着国宝历尽艰难，展开了行程数万里的迁徙之路。在社会各界与各地民众的守护下，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物大迁徙，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贵州是故宫迁徙文物的重要存放地，从贵阳的毛光翔公馆到安顺的华严洞，都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故宫文物南迁搬运。（图源：故宫博物院）

　　国宝大迁徙

　　1933年2月到5月，故宫博物院13000余箱文物分5批南迁上海，包括文献档案、图书古籍、陶瓷、青铜器、书画、玉石器、漆木器、文玩、珠宝等。4年后南京新修的库房建成，存于上海的所有文物全部运抵南京，藏于新库房内。

　　安顺文史学者杜应国对故宫文物迁徙历史很有研究，他在接受采访时谈道，1937年，受上海八一三事变的影响，已暂存南京的南迁文物又紧急分南路、中路、北路水陆并进，向西转移到更安全的西南大后方。这也是故宫文物的第二次大迁徙，此后所说的文物西迁，都是以南京为起点。

　　南路的路线为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巴县，由1925年入职故宫博物院的庄严等人押运。迁徙的是最重要的80箱文物（大部分参加过赴英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也是迁徙文物中的精华）。杜应国介绍，这批文物除了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宋徽宗的《腊梅山禽》等名画，还包括颜真卿、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马远、石涛、唐寅、沈周、文徵明等书画大家的作品，更有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宋高宗《赐岳飞手敕》真迹等，可谓故宫国宝中“珍品中的珍品”。

正在装运文物的贵州公路局汽车。庄灵 供图

　　1938年1月起，故宫西迁文物分两批迁入贵阳。当时湘西一带时有土匪出没，为保证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派出10辆汽车将其运至广西边境，再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转道桂林、柳州至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经黔桂公路运抵贵阳。杜应国说：“故宫国宝运抵贵阳时，正值1938年大年初一，后藏于六广门的毛光翔公馆。”

　　国宝与贵州的相遇

　　不久，贵阳开始遭到日机的袭扰。同时由于贵阳气候潮湿，不宜存放文物，为保证国宝安全，1939年1月，80箱文物转运至相对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存放。

　　华严洞地处安顺南郊，洞口古木森森，很隐蔽，内有一个高约40米、面积约数千平方米的大型洞厅，宽敞又干燥，是贮藏文物的理想之地。

安顺华严洞。（资料）

　　文物西迁后，故宫博物院在重庆、贵州安顺、四川巴县等地设办事处。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设于安顺文庙内，庄严出任办事处主任。

　　杜应国介绍，对于跟随国宝迁到安顺的庄严及其办事处同事来说，肩负特殊使命，却没有画地为牢，而是与地方人士多有接触和交往，也参加一些地方性的文化活动。闲暇之时他们到附近的村寨、山洞，探幽寻胜，了解当地的民风民情。春节期间，还到北门外“花山”看苗族跳花，又到距华严洞不远的五官屯观看屯堡地戏。在《安顺民国时期大事记》中记载，1943年安顺民众教育馆举办艺术展览，庄严曾提供部分展品参展。

　　故宫国宝迁徙到贵州期间，还先后在贵阳、重庆等地举办过展览，让处于艰苦抗战中的广大民众欣赏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我省文化名家戴明贤曾在《庄严和华严宝藏》一文介绍，1944年4月，故宫博物院在筑书画展览会在贵阳科学路省立艺术馆举行，引起极大的反响，许多外县文士闻讯专程赴省城参观。

　　1944年秋，“黔南事变”发生，日军攻入贵州独山，安全遭到威胁的故宫文物再次踏上征途，紧急转移至四川巴县飞仙岩储藏。这批国宝在安顺安稳平顺地呆了5年10个月。杜应国说，由于当时国难当头战火不止，故宫博物院时常欠薪，工作人员的生活艰苦，每天吃的糙米饭里面还掺有石头、谷壳、麦子、虫子，被戏称为“八宝饭”，衣服更是洗了补，补了洗，破破烂烂。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典守人员一丝不苟，防火、防潮、防鼠、防白蚁，对怕潮湿的文物终年检查，或晾晒，周而复始，从未间断。后来文物经清点无一损毁，一路颠沛流离的国宝宛若原初，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